八九年再一次对西方说不

八九年再一次对西方说不

一、西风劲吹 文革后遗症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在肯定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建立的功勋的同时，也指出他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文革作了完全否定的结论。过去由于各种原因受压的人，尤其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反弹，一些人公开发表批判毛泽东的文章，有的竟是全面否定毛泽东，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邓小平发现了这种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及时进了纠正。随后人们就转向发生文革如此重大错误的原因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中国能发生文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不能及时纠正？正在人们深入思考的时候，西方对中国送来了答案：“你们中国不接受我们西方的普世价值，不搞全民普选，政党轮替，所以才出了问题。这时真是西风劲吹，西风远远压倒了东风。知识分子们大量引入西方的学说，这时西方的各种学派的理论观点纷纷进入中国。中国知识界，特别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人完全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俘虏。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遗症。

中国学者们从西方的价值观中找到了所谓的“救国之路”。他们开始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经济上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完全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在此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关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以后又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化的措施。

二、再一次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虽然告一段落，但迷恋西方民主的学者们并没有罢手，而是更加隐蔽地进行活动。他们把触角伸向各高等学府的校园，以便吸引大批青年追随者。各种“读书会”、“研究会”、“书社”等学生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一些知名人物以专家、学者的身份，以关怀青年一代的长者、导师的面貌出现，作报告，谈心得，各种演讲会、恳谈会、民主沙龙等形式，把大批有才华，有志向，有爱国心的年轻学子引上西方人士所希望的道路。在这些迷恋西方民主的学者们的精心培育下，在中国就形成了向往西方民主的一个群体。

俗话说“苍蝇不盯无缝的蛋”。中国文革的社会后遗症还没有过去，社会上又冒出新的问题。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利用了物价双轨制，进行倒买倒卖，牟取利益，他们利用自己或家长手中的权力，以计划价格买出大件商品，再以市场价卖出。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反官倒的舆论。这可是个宣扬西方价值观的极好时机和理由。青年学生们出于对祖国前途的担心，对官员们贪腐的愤恨，于1989年4月暴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学生们进行了游行示威。这本来是容易解决的事件，但是那些“学者”、“导师”们插手后就复杂了。于是各种群众组织如“高自联”、“工自联”----等相继成立。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种群众组织的大旗，标语、横幅一齐打了出来。这就在党和政府面前出了一道大题目。掌握控制这次运动的台前、幕后的人物即使不全是有明确目的的人，也是几年来被西方价值观熏陶得不能自拔的年轻人。他们的掌控人物的最终目的就是摆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策略是步步来，第一步要政府承认其合法性，特别是各群众组织如“工自联”、“高自联”等的合法性，你中国总工会、中国学联等接受中共领导的组织，即使不完全靠边站，也得成为平行竞争的对手。这就在中国出现一些类似波兰的团结工会的组织，这第一步就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架空了。这种为西方“普世价值”铺路的最终结局就是要共产党下台，逼得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做出决定：“中国再一次对西方普世价值说不”

三、鱼与熊掌未能兼得

对这次学潮如何收场？最好的办法是鱼与熊掌两者兼得，既不能向西方的普世价值让路，任何小的口子也不开，又要以耐心说服的方式，作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以民族大义，平和的加以解决。凭中国人的智慧，鱼与熊掌两者兼得是可能的。很遗憾最后没能做到。究竟是政府方面又犯了急躁病呢，还是台前幕后掌控群众的幕后人物们有意识地要把政府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呢？这一点不得而知，从多数头面人物能迅速逃出国门来看，说明他们是有准备的。这个谜底恐怕要到若干年后才能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