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出现(二)

试谈对《中国模式六》的几点看法

五、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中国模式六》对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比后指出中国模式比西方有五大优势：

１、其中最核心的一点：“两者都是市场经济，中国是国家节制资本，西方是资本节制国家。在２００９年处置经济危机的作法中就已显示出来，中国大量的资金注入实体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内部消费和内部需求，而西方国家则是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注入到银行系统，为深陷巨额债务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的银行注入巨额资金。中国抓实体经济，促增长，保民生，西方是抓虚拟经济，保证券化的金融商品的泡沫不破碎。保实和保虚是中西方的根本区别。这是由其核心本质决定的。作法不同，效果自然各异。

２、中国具有更强的国家效能和国家组织能力以及国家财政动员能力，而西方受到资本财团和金融财团力量的根本约束和削弱，面临其自身危机时必然出现低效性和弱反应的基本特征。

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化管理”的深刻意义。那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符合全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真正的社会化管理和社会化经济，这包括国家、公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企业、非盈利企业、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内的众多社会角色。中国实施了一种多元混合体制，鼓励的是多元角色的共同参与，可称之为多元角色混合制。

４、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也就是在关系到国家根本经济命脉的领域如银行、能源、交通、电讯和国防等领域，国家充分保留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这样就保留了国家强大的调控能力，使国家的经济服务效能有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大力促进中小型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广泛竞争，充分促进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功能。充分的市场竞争，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是中国又一个特点。

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基本规律，通过对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改造，使得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作为所有者控股，而经理层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来负责对企业具体经营。使国营企业转变成为真正自主的经营实体和经济角色。

我补充两点，我认为从以上第３条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群众路线的重大发展。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能把人们全部能量和智慧充分调动起来。再加上鼓励多元角色的共同参与的多元混合体制，这就是如虎添翼，把传统的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过去由领导者号召和发动群众，当前由市场机制调动群众，前者是群众被发动，后者是群众的主动行为。两者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

中国总体上是国家节制资本，有时在局部上有资本操纵或绑架国家的事，如国家不希望房价大涨，在各别地方，由于官商勾结，忽悠百姓，推高房价，我国要警惕资本窺视并向政权渗透的现象。

六、当前社会上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人们对当前社会的诸多问题如贪污腐化、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很不满意。有的人认为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一看到负面消息就发出：“改革开放前哪有这样的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有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其根源都是一个，就是几千年形成的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人们对封建思想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男女授受不亲等层面上，对农耕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小生产意识却视而不见。小生产意识的特点是：政治意识随地位变迁，平民百姓依赖青天，凡事忍让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就烧杀造反，对上依靠，对下包办，进入官场就想事事专权；经济上乐道自我封闭的桃花园；分配上对上要求均分平摊，对下希望扩大自已的房产和田园；心理素质极端脆弱，穷困时失望悲观，刚置了几亩地就不认识东北西南，摆阔挥霍忘记从前；思想方法上是单纯顾眼前；做事性格易走极端，慢慢悠悠不知争先，感到危机就要冒进超前。（现在社会上许多负面的东西都可以对号入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封建时代我国在各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因为那时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是相互适应的，并不影响中国慢慢悠悠的发展进程。进入大工业时代以后，中国的封建思想体系与大工业时代是矛盾的。大工业时代的特点是生产社会化，高速度。小生产意识是生产社会化的对立物。以小生产意识为特征的封建思想体系在大工业时代败下阵来。在百年屈辱中又从新奋起，一路走来，总是坎坷不断。革命年代的起落，建国后的失误，当前的社会问题都有小生产意识的影子。小生产意识是进入大工业时代后的百病之源。

解放后不是社会办企事业，而是把所有企事业都办成封闭齐全的小社会，大而全，小而全，肥水不流外人田，总是和生产社会化理念对着干。在政治方面，自古以来老百姓在“顺民”和“暴民”这两个极端中行事，没有“理性维权”的概念，当然那时也没有理性维权的环境，只能幻想明君和青天。当官就是管人的，官民的等级意识延续至今，解放后虽然大家一律以同志相称，但官民、上下的等级意识却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权就是管人的。有权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以教导的口气对待下属和普通百姓。至于平均主义、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的事例，附首皆是，不须细说。改革开放后在生产协作方面虽有改进，但一些国营企业仍旧抱着自我封闭思想，有的厂只用少量铸钢件，本可以由本市的铸钢厂协作解决，却千方百计地申请搞了一个铸钢车间，说“自有自用方便，不必求人”该车间一年开工日不到10%，工人没事就打扑克。官民、上下的等级意识还有发展。官本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难以退走。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就是管人的。前两年有的工人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报上多次披露城管人员横行霸道的事例，在光天化日之下，城管人员就敢把人活活打死。有了一点小权就不可一世，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收容所的头头，那算是多大的官？她就敢草菅人命。一个县委书记竟然到北京抓记者。有权就想管人，特别是要管“不听他话”的人。你不服就抓你揍你。所以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很不容易。关于从平均主义跳向拉大分配差距的另一个极端以及只顾眼前的事例就更多了。

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小生产意识遇到这种市场经济环境土壤，因而膨胀起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能是加快法治与民主监督建设的步伐，逐步解决。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已经加大了反腐倡廉力度。互联网形成的舆论监督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是这样地顽固，只靠一般教育是解决不了的，我认为应采取以下两大措施：

１、由老百姓评议地方干部，用异地人（记者或纪委人员）搞民意随机抽样调查，叫百姓给地方官分细目打分并予以公布。这对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就有约束作用。

２、思想教育，组建一支宣讲班子，以“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为宣讲主题。同时发起思想解放大讨论。那就是以文化手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没有“指示、训导、批判”的一方，也没有“接受、服从、聆听”的另一方。更不允许人身攻击和谩骂，目的是要搞清历史和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特别要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性。与此同时，还可适当讨论历史分清功过是非，从新找回民族自信。通过讨论甚至争论达到认识上的统一。我们不应有禁区，文革不是我国的短处，那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空前绝后的人类历史上的特大事件。多少年后，东、西方将会出现一批专门研究中国文革的专家学者。人们会以客观态度，不带情绪地进行研究。文革发生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发生？其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会一呼万应？―――。研究文革将会成为一门学问。对文革资料我们不应当一炬了之。那是我们付出很大代价并属于全人类的一笔财富。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不要捂着盖着。我们不讲，别人讲得就越是起劲。不同意见的争论，不会影响稳定。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历史，找回自信。一个民族能不能进行民族反思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标志，这关系到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大问题。不能全面认识自己或者护短的民族是走不远的。

反思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要以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为主。仔细想来,小生产意识可以说是我有、你有、他有，我们大家都有。平均主义、封闭意识、只顾眼前等这些思想方法在不掌权的普通百姓中觉得没有什么，对于干部，特别是主管领导就不是小事，因为他的言行关系到全局。因此在干部中进行这种大讨论特别重要。